近期，哈佛大学本科生教育学院发布《哈佛本科学院学术重心回归：评分与课业负担改革》（Re-Centering Academics at Harvard College: Update on Grading and Workload）进展报告。[1]这份25页的报告指出，哈佛评分体系已宽松到无法有效区分学生学业水平的地步，警告现行评分制度"未能履行成绩评定的核心功能"，正在"损害学院的学术文化"。
报告具体从现状、原因、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概述如下：
01
现状：评分失效与学术文化受损
报告指出，哈佛的成绩在过去一直呈上升趋势，而近年来这种上升已变得尤为显著。其直接后果是评分尺度顶端出现严重压缩。具体而言，2005年哈佛本科学院所有成绩中A等级占比为24%，2015年升至40.3%，到2025年已达到60.2%。
报告提出，除非我们相信这60.2%的作业确实达到了卓越品质——即文理学院评分指南中对A的定义——否则就必须承认存在明显的成绩膨胀。
为深入了解现状，本科生教育办公室在夏季对师生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教师都对评分表示严重关切，普遍认为所给分数与学生作业质量之间存在明显错位。新到任的教师对课程评分的宽松程度感到惊讶，而资深教师则对与过去几年间的差异感触颇深。相比之下，学生态度更为乐观，但不少人也抱怨另一种不匹配，即他们认为不同专业、课程乃至同一课程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显著的评分差异。
就评分功能而言，报告发现现有体系已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在激励学习方面，教师察觉并学生也证实，在当前体系中，成绩既是努力的推动力，也构成了努力的上限。学生通常只做获得A所必需的事，很少被激励去做更多。
——在信息反馈方面，教师指出当前分数区分度不足。一位教师直言，学生知道A等可以对应从出色到基本满意的各种表现，这近乎一场闹剧。另一位教师则更委婉地指出，评分在顶端已缺乏足够的分辨力。
——在区分优秀方面，成绩已无法有效识别最出色的学生作业。奖项委员会成员反映，很难凭几乎相同的GPA区分学生，有时不得不借助保密推荐信来判断。这种做法往好里说不够透明，往坏里说可能引入偏见与不一致。
此外，当前评分实践正对学院学术文化造成广泛损害：
——限制了学生的选课自由。当A成为中位数成绩时，4.0不再是少数人的目标，而是多数人竭力维持的底线。一名学生坦言他们对A-感到恐惧，这种心态直接影响其选课策略，使其倾向于选择能给A的课程，而非真正有价值或感兴趣的课程。
——加剧了学生的整体压力。当A成为普遍现象时，仅获得A已不足够。为脱颖而出，部分学生被迫追求双专业、硕士项目等额外学术资历，或过度投入职业型社团，导致成就焦虑蔓延至课堂之外，渗透进大学生活的各个领域。
——掏空了学术的内涵。当A成为常态，学术体验有时让学生感到虚假。有学生反映从未有教师指出其可提升之处；也有学生认为期末考试在开学首日就能轻松应对。他们本以为是瑰宝的课程，结果却如同赝品。
关于课业负担，数据显示学生投入的学习时间并未减少。2025年春季学生报告每门课每周课外学习6.30小时，高于2015年同期的5.55小时。然而，人文学科与解释性社会科学的教师普遍反映，因学生阅读复杂文本的经验与持续专注能力下降，他们不得不削减阅读材料，甚至以短篇替代长篇小说。
报告最终明确，学校总体上并无课业负担问题，但评分问题确实存在且十分严重：评分过于压缩和膨胀，同时缺乏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它已无法履行核心功能，并正在侵蚀学院的学术使命。
02
成因：多重压力下的系统性失衡
报告指出，教师抱怨哈佛的评分实践已经失控，但许多人却又感到无力改变。约半数的受访教师表示，他们根本无法打出学生实际应得的成绩，而其余教师则表示这样做非常困难。
报告认为，评分之所以如此困难，主要源于四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教师同行的压力。教师并非孤立地评分，他们深知自己的作业要求和评分标准会被拿来与其他教师进行比较，没有人愿意成为异类。教师们也清楚他们彼此在争夺学生。良好的选课人数能保障研究生的教学机会，为系所带来更多师资编制的可能性，以及将学生引入其毕生所研究学科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教师为了提升选课人数而降低标准是合乎情理的。一位教师评论道，哈佛的评分正在陷入一场逐底竞争，这是一个经典的博弈论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在近年来随着课程评估系统（Q评分）的变化而加剧。
二是学生的压力。有时这种压力是直接的，例如一些学生会质疑他们的成绩，或者对每一项作业都采取一种日益好讼的态度。有时压力则是间接的，一些导师会不恰当地为学生出面争取。
三是学院本身的压力。在过去大约十年里，学院一直敦促教师们牢记，有些学生进入大学时的准备不如其他同学，有些学生正在艰难应对困难的家庭状况或其他挑战，许多学生正在与冒名顶替综合症作斗争——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承受着压力。教师们将这些告诫铭记于心。由于不确定如何最好地支持学生，许多人干脆变得更加宽容。要求被放宽，分数被提高，尤其是在远程教学的那一年。
四是新教学方法。大约二十年前，《加强哈佛教学与学习契约》呼吁文理学院奖励卓越的教学与指导，并改进教学法和学生学习。自那以后的多年里，教师们超额响应了这一号召。然而，其中一些变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许多人从高风险考试转向更频繁的低风险作业，认为这将帮助学生掌握材料。但一些人发现，低风险作业在奖励努力方面比在评估表现方面更有效，这给了学生一种错误的感觉，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其实尚未掌握的材料。同样，教师从考试和论文转向替代性评估模式，如创意作业和小组项目，希望以此增加学生对其课程的投入度。然而，一些教师难以对这些作业进行充分区分度的评估。最后，一些教师摒弃了传统的评分方式，转而采用不评分、契约式学习或其他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学生完成所有指定作业即可获得A。这些替代方法在教学法上自有其道理，但它们与哈佛目前依赖分数进行区分的评分系统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报告总结道，我们不应责怪学生如此热切地追求A，也不应责怪教师如此频繁地授予A。这两个群体都是在由相互竞争的激励所构成的结构中，以及由关于学生需求和优秀教学内涵的演变信念所驱动的文化中，理性地行事。如果希望改变评分，就必须改变那个系统和文化。
03
对策：多方协同推动 评分体系回归正轨
报告提出，扭转现状需要教师个体、教师集体与学院领导层三方面协同行动。
在教师个体层面，建议所有教师在春季学期开始前完成四项工作：
第一，回顾课程历年成绩分布，反思课程在过去如何评分。文理学院评分分布仪表板提供了这些信息。2015年的评分并未过于严苛，但确实给出了更广泛的成绩分布，这一先前的分布或许可作为当前有用的目标。
第二，审视作业结构及其权重配比。教师应考虑恢复现场考试，这既是在生成式AI时代的审慎之举，也有助于鼓励学生掌握全部课程材料，并能产生更广泛的成绩分布。教师还应反思给予"努力"（如出勤、完成习题集）多少权重，而非基于"掌握程度"评分，并判断基于努力的评分是否导致成绩虚高。
第三，明确阐述评分标准。教师应向学生解释每个成绩等级所代表的含义。学生可能不清楚某一学科中"优秀"或"卓越"的作业标准，甚至可能不知道成绩评估的是作业的质量。
第四，统一课程各部分的评分标准。学生因评分不一致而感到困扰，至少应确保同一课程内的评分一致。
在教师集体层面，可以采取共同行动。教育政策委员会目前正聚焦于以下可能性：
第一，允许教师授予有限数量的A+。目前，哈佛允许教师评定B+和C+，但不允许评定A+。允许教师在每门课程中授予有限数量的A+，将更有助于了解优秀学生的水平，从而提升成绩评定的价值。
第二，在成绩单上记录每门课程的成绩中位数。目前，哈佛未对学生所获成绩提供任何背景信息，而是依赖关于哪些课程评分更严或更松的传言。记录每门课的成绩中位数将提供有用的背景信息。它也将减轻学生目前因选择评分宽松课程而感受到的压力，因为这样做的收益将减少。
第三，创建一个基于方差的评分系统供内部使用。目前，哈佛内部也使用为外部受众准备的成绩单（如PBK、荣誉奖等）。委员会目前正在探索此类成绩的内部替代系统。
最后，文理学院和哈佛学院领导层必须采取措施，以减轻当前扭曲评分的压力，必须确保评审过程同时奖励严谨和有意义的教学，并且选课人数期望是合理和明确的；同时让困难学生在课堂外获得所需的支持，以便他们能在课堂内被寄予最高的标准。另外，让学生理解实现自身目标实际需要何种成绩，如何理解并从令其失望的成绩中吸取教训，如何疏导与他们的雄心密不可分的压力，以及如何培养对成就的成熟态度。
04
愿景：赋予学生有意义的教育
报告最后强调，哈佛有责任为学生提供一套有效的评分体系——既能传递清晰的信号，帮助他们准确认识自身优势与不足，同时向雇主和招生委员会展现其突出领域。
同时，哈佛还还应当向学生提供既严谨又有意义的教育，一种能让学生由衷觉得"值得"的教育。这种“值得”对于不同的学生感受不尽相同。对一些学生而言，当教师似乎关心他们的学习时，一门课程就感觉“值得”；对另一些学生而言，重要的是“切实的收获”。
报告总结道：“我们的学生一如既往才华横溢，能力出众，我们对教学的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只要同心协力，我们就能扭转过去十年的偏离趋势，让学术重新成为本科教育的核心。”
争议与反响：学生群体的质疑与担忧
该报告发布后，在哈佛学生中引发了强烈反弹。超过20名受访学生向《哈佛深红报》表示，该报告曲解了他们的学术体验，并可能给本已高压的校园环境增添更多压力。[2]
许多学生驳斥了报告中关于学习投入不足的暗示。一位学生描述了校园内的普遍现象：“如果你在午夜12点去拉蒙特或卡博特图书馆，那里每晚都座无虚席。人们关心自己的学业，牺牲睡眠，牺牲朋友聚会，已经为成绩付出了太多。”学生们警告，若没有相应的教学质量提升，仅推行更严格的评分，会将他们的关注点从学习本身异化为对分数的追逐。
报告内容引发了对心理健康的普遍担忧。一位新生表示：“这让我重新思考选择哈佛的决定，我高中拼命学习才考进这里，原本期待大学能通过学业获得充实感，而不是被学业压垮。”另一名学生也表达了类似的焦虑：“我无法在学习材料时达到最大的享受，因为我如此焦虑期中考试，如此焦虑论文，而且我知道评分非常严苛。如果那个标准再提高，还指望人们能享受课堂是不现实的。”
学生们还认为，报告忽视了课外活动对哈佛身份认同的核心价值。有学生强调：“哈佛学生之所以成为哈佛学生，正是源于他们对课外活动的投入。现在我们得抛弃所有这一切，只追求学业？我认为这攻击了哈佛的根本理念。”一名学生运动员则从现实角度提出批评：“这对学生是一种损害，因为它没有真正考虑到我们日常必须做的事情，以及我们投入在团队、身体保养，然后还有学业上的无数小时。”
尽管有学生同情报告立场，但他们警告单方面行动的后果。一位高年级学生担忧道：“仅在哈佛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希望继续深造或需要这些高分的潜在学生来说是危险的。我担心我们在没有完全理解它如何影响学生职业发展的情况下，就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本末倒置。”另一名学生则指出了更深层的问题：“我们首先处于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你如此害怕你的GPA下降0.1或0.2，这表明一场真正的危机正在发生。”
资料来源：
[1] Amanda Claybaugh. Re-Centering Academics at Harvard College: Update on Grading and Workload. https://oue.fas.harvard.edu/faculty-resources/report-on-grading/
[2] Wyeth Renwick & Nirja J. Trivedi. ‘Soul-Crushing’: Students Slam Harvard’s Grade Inflation Report.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5/10/30/students-react-grading-report/
[本文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国际前沿”课题组成员整理，内容仅供参考。]
内容来源：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