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26日晚，湖南小伙子何江作为2016年优秀学生代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成为哈佛毕业典礼登台演讲的首位中国大陆学生。
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
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何江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高中就读于宁乡一中，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大生命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哈佛大学硕博连读。
毕业前就有华尔街的人给出30万美金年薪的offer, 被他回绝了，因为那并不是他想从事的领域。博士毕业后，他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何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后，特地用短信方式再次补充自己的观点，“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上世纪80年代的湖南农村，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土坯房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老人照顾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坠地。与村里其他农户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有个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几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钱的人家，又是砌砖瓦房子，又是给孩子带礼物;但是何江的家，仍是一个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无论白天农活儿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起父亲，哪里找来那么多睡前故事，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习。放学后，何家的两个儿子通常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励孩子
支撑两个男孩保持学习兴趣的，是那个“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亲。在何江眼中，母亲是个温和派。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她总是要求两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她还会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何江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他们会在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你觉得“前途不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Diana Eck的鼓励下进行的。
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江想要发言，目的是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农村英语”变为纯正美语没有捷径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0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说，这都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何江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村英语”上了县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次从农村走进城里。在宁乡县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学期很受打击，考试没问题，就是开口说英语很困难”。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一本英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读到不懂的地方，就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大段的标注。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样，没有捷径。”何江自认为自己有些“一根筋”。这一点，或许遗传自父亲——从来不懂得走捷径，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稻，再也没有种过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到了哈佛大学，何江又像刚上高中那会儿，焦虑不已。中国学生大多喜欢跟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话，很难找到机会练习英语。
何江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演讲内容涉及农村故事和中医
何江透露，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申请，自己的“农村故事”为整个演讲主题增色不少。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村发挥的作用，进而推及到自己在哈佛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学、物理专业研究，“以一个理科生的角度，来反思科技知识和技术在社会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何将自己研究的科技技术，更广泛地传递到世界不同地方”。
据悉，哈佛毕业典礼的历届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为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和何江的对话
今年3月，同为宁乡一中校友的胡凯出差至美国，见到了学霸何江。关于出国留学方面的问题，他与何江进行了一场对话。
Kai：当初为什么出国?又为什么决定来美国?
何江：我大学的专业是生物，毕业后仍然想在同一个方向深造，于是在大三的时候起就决定出国留学读博士。美国是生物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大学、研究机构都在世界领先，于是就申请去了美国。
Kai：当时申请了美国几所学校，你的底气来自哪里?
何江：大概申请了十所，是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贝勒医学院，普渡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申请时，自己觉得能够进比较靠前的大学，就申请的比较少。最后哈佛，约翰霍普金斯，普林斯顿比较快的给了录取通知书，决定去哈佛后，其他大学的一些申请就提前推掉了。我当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书，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学生会考虑出国留学，申请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往年的一些录取比例考虑。
Kai：当时被哈佛大学录取，你觉得被哈佛看中的是什么?
何江：申请博士看中的是学术能力。在申请文书准备中，如何把自己的特长，学术见解深入浅出的写出来很关键。另外，哈佛招收中国学生也比较看中成绩，以及之前在读的学校。清华，北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几个大学的学生去哈佛人数每年都比较多。
Kai：为什么会选择哈佛大学?
何江：哈佛的生物医学专业是世界最好的，所以决定去了哈佛。
Kai：在哈佛大学呆了六年，从你的切身经验和角度，可否告诉我们哈佛大学成为世界第一大学的原因有哪些?
何江：一个好的大学能够提供非常棒的平台和资源。在学校时不时都会碰到各个行业的大牛，大咖。随便到学院里走走都有可能碰到诺贝尔奖得主，每天都可以听到各个行业精英的演讲报告。这种环境能够促使自己努力向他人看齐，也使得在学校的学生充满创造力和魄力。大学重在育人，把各种优秀的人聚在一起很容易碰撞产生灵感火花。
Kai：情人，朋友，家人，老师，你会把哈佛比喻成什么?
何江：朋友，老师，亦师亦友!
Kai：哈佛大学给你来最大改变是?
何江：让我更加看清自己所喜欢做的，想追求的，也让自己的视野大大打开了。
Kai：花5年时间在象牙塔里面，研究一个领域，你觉得值得吗?
何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坚持做才能做出最好的，最棒的。蜻蜓点水般的尝试只会让人尝试一个行业的皮毛。就像练武，练好看家的三板斧方能在江湖立足。
Kai：对于那些梦想去哈佛大学读书的宁乡人，你的建议是?
何江：在哈佛，或者波士顿地区，几乎都不怎么找得到宁乡人。我觉得宁乡人的视野应该打得更宽广，前往世界的不同地方方能看到不同地方的美景。想申请哈佛的人应该敢于尝试，同时也把自己的专长做好，申请才会有底气。
Kai：你这一辈子的梦想是?
何江：Make big impact。Impact不仅是指在自己的行业内，也可以是对行业外领域的影响。
哈佛毕业演讲中英全文
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一次被一只有毒的蜘蛛咬了一口，我哭着跑向母亲求助。然而母亲并没有领着我去看医生，相反，她点燃了我的手。她将我的手用浸过白酒的棉布摩擦包扎之后，在我的嘴巴里塞进一支筷子让我咬着，然后就点着了棉布。
热量快速地穿过棉布直击我的皮肤，烘烤着我的手背。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让我想要尖叫，但是却叫不出声，因为嘴里还咬着筷子。我所能做的只有盯着我的手看，一分钟，两分钟，直到母亲吹灭了火。
你可以看出我所成长的地方，一个中国的小村庄，在那个时候，还未工业化。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庄里还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力，甚至没有自来水，更不用提现代化的医疗资源。在那里没有母亲可以领着我去看我被蜘蛛咬伤的伤口的医生。
对于那些学习生物的学生，你们或许已经看出来了我母亲这种民间疗法的科学依据：热量使蛋白质失活，而蜘蛛的毒液充斥着蛋白质。很厉害吧?这种民间疗法怎么会和现代科学这么契合，不是吗?但作为一个哈佛生物化学方向的博士生，我现在知道了一个更好的、疼痛更少、风险更小的疗法。
所以，我不禁问我自己，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没有得到这样的治疗呢?这件事已经过去15年了，我可以很开心地向你们报告，我的手完好无损。但是那个问题依旧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科学知识在世界上不均衡分布的问题也持续困扰着我。
我们学会了编辑人类的基因谱，揭示了许多有关癌症的秘密，我们可以轻易操纵神经元的活动，每年我们在生物化学领域都有着无数进步和成就。然而，我们却没有成功地将这些我们已有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每年有12%的人口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生活，每年有30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全球有3亿人受到疟疾的侵扰。我们持续地看到贫困、疾病，和资源匮乏阻碍着科学的传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救人于水火之中的知识在那些欠发达地区非常匮乏，所以直至今日都还有人用火烧来治疗被蜘蛛咬下的伤口。
当我在哈佛学习时，我彻底明白了科学知识是怎样以一种简单却深刻的方式帮助他人的。2000年流感暴发，我的故乡像被魔鬼下了咒语一样一蹶不振，民间医术根本难以找到治疗方法。农民们不知道流感与普通感冒的差别，他们更不知道流感远远比普通感冒致死率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了解病毒是可以在牲畜之间传播的。
所以当我第一次了解到简单的卫生操作，比如隔离不同的牲畜可以帮助限制疾病，能够帮助我的故乡更便捷地获得这类知识的时候，我对我所从事行业的职业观念的理解有了一次重大转折，这也改变了我作为地球村一员的自我理解。
哈佛鼓励我们去梦想，去渴望，去改变世界。今天在毕业典礼上，我们是应该去考虑宏伟的目标，但对我来说，我也关心我故乡的村民们。
我的经历提醒着我，研究者们传递自己的知识给需要的人有多么重要。有了科学，我们可以将成千上万像我故乡一样的地区拉进这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件事。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为此努力?
改变世界不代表每个人都要去发现什么伟大的东西，简单地成为一个传递者，把我们已有的知识带给这个地球村里无数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就已经很好。
我们的社会应该消灭知识鸿沟，这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一步，需要我们来实现。如果我们行动了，兴许再有来自中国偏远地区的小男孩，当他被蜘蛛咬的时候，他会知道去看医生，而不是用火烧他的手。
谢谢!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 I ran to my mom for help, but instead of taking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 fire. After rubb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mares of cotton then soaked in wine,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 and ignited the cotton.
Heat quickly 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 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 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 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 bone, 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y mom put off the fire.
You see the Public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 time, pre industrial. 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 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 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d access to the modern medical resources.
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 about this spider bite. 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brought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 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the spider venom is full of protein. It’s cool how could this folk remedy incorporate with the base of 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study at Harvard, I now know a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 existed. So, I can’t 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t receive one at that time?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 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my hand is fine. 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d to be troubled b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have learn to edit the human geneal and uncover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 progressing. We can manipulate neuron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light. Each year with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exciting 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
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d on that, we haven’t be so successful deploying it to where need it most.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12% of world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 2 dollars a day.
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s children annually. 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 All over the world, we constantly se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 impeding the flow scientific information.
Life-saving knowledge took for granted in our modern world is over-unavailable in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so, in far t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 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
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 in simple, in profound ways. The burst through pandemic in 2000 took my 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
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 half-mattress offer. What’s more, farmers did no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mon cold and flu.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is much more lethal than common cold. Most of all a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are transmitted by animal species.
So when I realize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e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help contain this kind of disease and that I could help this kind of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 moment as a bioscientist. 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 inflection point of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 member of global community.
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 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 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 appropriate the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 that wait us .
As 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 My experience here 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s, to those who need it. 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an proper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 granted every day 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de.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 or not?
More than ever before, our society emphasized ou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 should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d to those who needed.
Changing 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should find the next big thing. It can be a simplest to become a better communicator and find more creative ways to 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d,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farmers 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Our society also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and we will work to bring this into a reality.
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ith a beat by a poisonous spider will no longer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 a doctor instead.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