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日，我在咖啡馆碰到了从前只会出现在镜头前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她侧头刷着手机，桌上摆着刚买的咖啡，一如每一个行色匆匆的学生。简单聊过几句，她说她最近难以想象的忙，一切都还在适应之中，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同时担任好母亲、学生、助教等多项职责。
抛开关于她一切的争议，我不禁感慨：人生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在事业顶峰之时辞职陪孩子出国，重新变为一个如此忙碌的学生。相信一切改变对她来说都不容易，但也相信，无关曾经的功过，这会是她人生全新的一个起点。
在凤凰卫视工作了十八年后，闾丘露薇辞职了，这位03年首位进入巴格达采访、三次进入阿富汗采访的华人女记者，曾被誉为战地玫瑰，也曾因评论“内地女童便溺事件”、“纽约式过马路”、“解放军某部队基地组织外媒记者拍摄”、批评柴静“表演式采访”等事件诽谤满天下。
在这篇“告别另一个自己”中，闾丘露薇并没有过多回顾自己二十年的职业生涯，而是用大篇幅回应了社会舆论对自己的质疑和批评。对于出国的原因，她称“依照我目前的能力，可以做的，都已经做过了，如果未来希望能够更好地回馈社会，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而此时此刻，回到校园充电，同样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如今，她是学校里的助教 (Teaching assistant)，负责为学生们出题判作业;她是文传学院 (Communication College)的研究生，跟普通同学们一起上课做作业;她与摄影人易速利和传媒系的钟布教授一起开了一档叫做“美利坚周周谈”的电台节目，深度讨论美国时事政治生活。她自己做园丁，用花花草草装扮自己的小家。她也去村里的珍珠奶茶店，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各种留言贴纸。
生活于她，少了惊心动魄的战场，少了镜头前的敏锐，也远离了很多舆论与批判。留学的决定可能源于陪伴和照顾孩子，但毋庸置疑，她已经将自己完全融入了学生的角色。
在《我已出发》中，她曾写道“假如我不是做记者的话，我不可能走过这么多的地方，不可能漫不经心地对别人说，是呀，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一个记者。”
现在，她安定在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小镇上，也远离了各种现场，重新成为了一个学生，人生于46岁，再度出发。
前几日看到一张照片，64岁的王石两鬓斑白，在康河的柔波上摇桨，接受赛艇聚乐部的训练。毋庸置疑他爱上了这项运动，也爱上了企业家身份之外，到处游学的生活。
59岁时，王石毅然接受了哈佛发来的访问学者邀约，一待就是三年，后又去了剑桥学习，预计待到2017年。刚开始留学的时候他处在崩溃的边缘，从过语言关和适应生活开始，到真正学会放下，再到真正融入环境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在已到花甲的时候为自己打开了全新的一个世界。
曾经在一次采访中，王石提到留学是他的一个情节，由于目睹了改革开放和高考恢复，他一直希望可以有机会留学，接受系统性的知识训练，并始终没有忘记出国留学的梦想。
在哈佛的学习让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让他开始更多地了解自己，“在西方学术研究的环境下，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探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剑桥的学习让他真正进入状态，觉得自己无知，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每天早起，坚持赛艇训练，生活达到了异常好的状态。
最初，语言不通的他觉得出国留学像变成了一个“外星人”， 坐地铁买东西会找不到回来的路，信用卡也被列成黑户，与人沟通有很多障碍。而现在进入了一种如鱼得水的状态，人在不停地吸取知识，同时又很放松。如果说一开始留学是为了圆自己的梦，那现在就是和自己较劲。一切困难和挑战都是一个经历，最终会发现你过来了。这几年的留学让他变化很大，逻辑性更强，思维和视野都更加开阔。
其实，60岁出国读书并不是最晚的。早在2004年的时候，81岁高龄的金庸老先生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不求学位，只求学问”，每周两次从不缺课。
“校园生活很愉快，每天读书四到五个钟头，并且谢绝了所有社会应酬，专心读书。”金庸老先生如是说。
不分年纪，不论地位收入，每个人都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恐惧。很多时候，人停留在一个地方，会被已知的一切禁锢而不自知。在我眼里，抛开各种争议，这些在高龄选择将生活急转弯，到陌生环境里重新开始的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勇者。他们抱着最初对世界的好奇，对知识的渴求，对生活的不放弃，克服了一切困难和恐惧。
曾经在知乎上看过王诺诺写的一段话，“出国留学生活的意义，就是那些豁然开朗的瞬间，当你发现拉美未必那么穷，欧洲未必那么富，美国不是江山民主一片好，大把歪国人数学比你强，厕所有100种不同的叫法，加州没有牛肉面。”
别怕晚，也别怕改变。若有机会，自己去找一找答案，最终你会发现，经历过所有难熬的日子，留学这一段经历，会让你的一生都受益匪浅。
